不过，在同一年3月通过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决议(即毛泽东的报告)中却规定：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

在有些案件中，律师才说几句话就被法官打断，而公诉人发表公诉意见则可以洋洋洒洒数千言。何况，律师与法庭死磕，有时候也确实不是律师无理取闹。

其次，律师死磕要以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利为目的。然而，这种由律师借助媒体舆论对案件施加影响的死磕方式，既很难称得上是专业的辩护活动，也容易引发法律人内部的争议。在他们看来，法官在有些案件中或许无惧于法律，但却不可能不受制于政治权力。这是也应当是律师进行独立辩护的边界所在。过去每当发生律师死磕的情形，人们总是把板子打在司法部门的身上。

因此，律师既承担着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的责任，也承担着维护法律正确实施的责任。要促进律师与法官的良性互动，仅靠法官单方面努力也是不够的，律师也要学着理解并尊重法官现在我们看到的两岸四地格局本身就是一个超国家的架构。

由于这些国家不再是发达国家的边缘地带，所以它们的发展会给发达国家带来困境和危机，加快驱动力衰竭的节奏。到哪里去寻找经济的新动力呢？科技创新当然非常重要，可以提高企业和国家的竞争力。科技创新是经济增长新动力 在实体经济、制造业走向衰败的情况下，资本为了实现自我增值的目标，必然倾向于借助金融技术。或者更多地追踪事态推移的过程，加强动态监管，并对结果提供事后的救济。

过剩的设备和产能需要美国的过剩的消费来维持，但雷曼破产事件之后，美国消费过剩的机会性结构已经瓦解了。特别是借助电子金融空间强行促进资本自我增值，只能导致泡沫不断生成和破灭

面对颇有争议的嫖宿幼女、威胁男性、贪官终生监禁等问题，这次修订给出了答案。1. 明确废除嫖宿幼女罪，将对幼女的性犯罪纳入到强奸罪的范畴从重处罚 刑法第360条设置的嫖宿幼女罪从1997年刑法大修以来，就备受争议。举起要者，其血肉或亮点如下：。尽管刑法修正案（九）骨肉相连，却也白璧微瑕。

刑法和核心理念是维护公共秩序、保障人格人权，落实到刑罚的原则就是罪刑法定、罪刑相符和宽严相济。第二，从司法实践看，此罪易于成为个别地方有权有势之强奸幼女犯罪分子之保护伞，使其针对幼女的变态性犯罪现象未能得到罪刑相适宜之重罚，贵州习水和陕西略阳性侵幼女案即为典型实例。这在某种程度上也证明了，中国的立法机制渐入规范主义和科学主义的境界，观照民意却不被民意的感性主义漩涡所裹挟，秉持规范主义的价值立场却也接地气，实为法治的题中之意。二是针对暴恐和极端主义犯罪的重典，也可视为针对我国面临总体安全威胁的风险社会之困境开出的良方。

再比如，针对医闹、缠访和死磕法官现象，立法者态度鲜明的予以了规制。废除了它，也的确可行。

有骨架仅立得起，有血肉才可鲜活丰满、立得住、立得久。内中依然不免有在规则设定上，抑或未来司法实践中可能的问题和漏洞，尚待完善。

3．国家考试中的替考等作弊行为入刑 近几年，在高考、公务员考试、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出现了大面积作弊的问题。进入专题： 刑法修正案九 嫖宿幼女罪 贪腐 。西方针对犯罪往往按情节以年限逐步增加刑期，中国的拘役、有期徒刑，不经过阶梯型过渡就直奔无期徒刑或者死刑的量刑机制，导致贪污10万、100万、1000万乃至数亿巨款的刑罚未能得到与其犯罪数额、情节与程度相适宜的处罚。大家都知道，存在近千年的科举是传统中国的抡才大典，历朝历代对作弊都施以重典。在保障人格和人权之角度，其最直接的观测标准是各类非暴力犯罪中死刑减少的数量。在确定只要不死（死缓也基本确定不死）的前提下，贪污到一定数额后的处罚差别不大，故而导致贪腐罪刑的设定无法达到精准打击的功效。

三是出台更为严苛与细化的各种所谓整治医闹和死磕等扰乱社会秩序类犯罪的规则，无疑对维护所谓司法权威、确保公共机构或活动的法治秩序，有巨大的惩罚性效果和硬法作用，其配合我国试图构建的新型社会治理体系之目标、如合符节。【作者简介】汪江连，中国计量学院法学院副教授、清华大学法学博士。

中西法律文化和制度的差异，不能不为立法者所注意，否则，难保出现种下龙种、收获跳蚤之局面。医闹等社会难题的治理。

刑法修正案（九）甫出台，即引发热议。同时，对幼女的性侵界定为嫖宿，会产生身份污名化的二次强奸之逆向危害，背离设罪初衷。

为人民群众所诟病的量刑和执刑问题恰在于，只要罪不至死，很多巨贪大奸往往会通过各种手段，保外就医、减刑假释，在监狱待的时间很短。司法权威的维护等等，零零总总、在刑法修正案（九）中皆有明确之规制。然而，瑕不掩瑜，刑法修正案（九）依然是有血有肉、宽严相济的，其对法治中国之建成，定将有所助益，未来的刑事法治也将接借重这一修正案、有所发展。体现在刑法修正案（九）的主要表现为三：一是针对极其严重的贪腐犯罪新增终身监禁处罚之规定，这直接回应了当前中国反腐大决战的高压政治态势。

刑法修正案（九）的血肉还在于其贴近中国的现实问题、却又保持适度之戒备的态度。第二，适度接近或者实现了刑法的核心理念。

立法者往往秉持理想主义和建构主义，嫖宿幼女罪的废除也算是回应中国的传统道德伦理和法律文化的现实主义的态度之证明。当前，在无法寻找到更优良的人才选拔模式之前，公正的考试依然不可替代。

刑法为重典，为国法秩序之重器，可谓法治秩序的重装武器，藏锋与亮剑之拿捏，可检测一国法治之境界。本次修改更是取消了包括经济类犯罪在内的长期备而不用的诸如走私武器、组织卖淫、集资诈骗等9类犯罪的死刑，使死刑总量降低到46个，实为一种中国刑法之进步。

刑法修正案（九）有明确回应，它规定：在国家考试中，代替他人或者让他人代替自己参加第一款规定的考试的，处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罚金，它与前款的组织作弊、提供作弊器材、考题与答案等共同构成国家考试作弊罪。本文的删节版刊载于2015年8月31日《杭州日报·西湖评论》（第二版）。从总体而言，以论者观之，此一修正案秉持历次修正案之理念，尤其是在贯彻刑罚的宽严相济原则、在惩罚犯罪和保障人权的两难功能之统合方面，其立法技术和规范构设已经渐次成熟，可谓既有骨架、又有血肉。比如，终身监禁虽则有利于对不适用死刑的贪腐重犯之惩戒，但也因缺乏减免和变更刑罚之机制、导致此类罪犯自觉永无天日而抵触改造，惩罚过苛、引导失效，值得司法解释进一步完善。

刑法修正案（九）历经三审、全文51条，涉及刑法条文近百条，加法和减法皆做，可谓枝蔓相连、庞杂丰富。而中国采取的是法官纠问式审判方式，当事人及其代理律师、难免与法官有所对抗，易于遭遇扰乱法庭秩序之指控。

设定终身监禁实为减少贪腐犯罪适用死刑的一种过渡性处罚，可算既配合了当局的反腐大战略，也适度回应了百姓针对巨贪监狱待不了多久的质疑。其问题有二，第一，从立法角度看，它未能体现与强奸罪的处罚机制相协调、导致量刑体系不合理。

再比如，为了维护司法权威，对各类扰乱法庭秩序的行为规定了细密、严明的罚则，却也有可能沦为司法威权的工具，实质的剥夺或减损了律师或当事人刑事案件的辩护权，反倒不利于司法公正目标。刑法修正案（九）以扰乱法庭秩序罪对应着西方的藐视法庭罪，实际上恰恰忽略了中西司法审判的模式之差异，西方多采取两造对抗制、法官保守中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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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天狐定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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